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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小小交通员的那些事
 
 
发布时间: 2017-06-13

这是一个84岁老人,20169月开始,不知化了多少时间,在电脑前认认真真用手写板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自己亲身经历(原稿有9700多字,我删改成现在的状况),虽有点长,但内容充实,希望能够留给后代,永远记住这些历史。

                                             丁子洋

 

我当小小交通员的那些事

李庆祥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倡导铭记党的历史,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激发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我,把自己小时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当小小交通员的事记录下来,教育子孙后人。这算是我这个已84岁的耄耋老人,跟上新长征步伐,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吧。

一、革命之家熏陶了我。

我的祖父李向荣是一个勤劳、勤俭、吃苦的农民,思想进步,深明大义,一生支持革命。祖父母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李联芬,地下党交通员,解放后曾任稠门村第一任农会长;次子李聅辉(字侠农),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蒋唐战争中身负重伤,1932年冬因枪伤复发,英年早逝;三子李联芝,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稠门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多年,是缙云县第五至第十三届连续九庙县人民代表;女儿李苏联,嫁到双溪口乡金岭脚村,她家也成了雅江、双溪一带地下党活动的联络据点,女婿潘品桃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章村区政府指导员;四子李文辉,解放前历任中共青田县万山区委书记,青田县特派员,缙云县委书记,处属特委娄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缙云县军亊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丽水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地委民运部部长,解放后任庆元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丽水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委员、秘书长,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溫州专员公署专员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浙江省第三届人大代表;五子李文照,1939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普化小学党支部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炮兵连副指导员,华东野战军一纵六旅七团炮兵指导员,二十军辎重营党委委员,解放后任缙云县副县长、县长;六子李文彪,19456月赴四明山新四军鲁迅学院学习,参加革命,19471月加入中囯共产党,19485月任浙东人民解放军金箫支队金箫报社党支部书记、电台台长,此后任浙江日报电台报务主任,解放后任宁波团市委副书记,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团委书记,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委员、数学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

我是祖父李向荣的长孙,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廿八,周岁时母亲去世,自小跟着祖父母长大,耳濡目染祖父母坚定支持叔叔们参加革命,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直至革命胜利。也亲眼所见叔叔们为了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不改初心,无怨无悔。我那时年少,能够为傅振军、宣恩金、张之青、四叔李文辉、李银通他们送信,虽经历多次危险,但非常有意义,值得回忆。

二、10岁时第一次代父送信。

1942年春节,我刚10虚岁。这一年五叔李文照、六叔李文彪都相继离开家乡奔赴四明山参加新四军去了。四叔李文辉和老胡(傅振军司令员)、老宣(宣恩金)、张之青他们在浙南一帶发展革命武装,组建抗日游击队。中共缙云县委和处属特委就建立在我的老家稠门的岗西山后(现在是缙云县委旧址),在稠门半产自然村李汝芳家和金岭脚姑母家也建立了联络据点。

1942年冬的一天早晨,父亲问我岗西山后敢去吗?我什么也不懂,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响亮地回答说:“敢去!”

其实岗西山后我是没有去过的,只知道去的方向。

父亲拿来信件要我送到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交给四叔李文辉,吩咐路上不得贪玩。

当时我穿着一件一补再补的衣服,父亲把要送给四叔的信件,卷得圆圆的,像个小鞭炮,给我藏在补钉里,再让我送去。

这信本来是父亲自己送的,但当时稠门驻着国民党联防队,主要路口都设有岗哨,大人出入都要搜身,容易暴露,小孩不太引人注意,可以避路通过,所以父亲交给我送。

我从稠门三村翻过西山岗到上塘庵再至大余(就是现在的大余水厍大坝),从金岭和岗西山后分路后,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山上松树、毛竹都已披上银装,山背上滚下的冰块发出“啪!啪!啪!”清脆的响声,身处冷山冷岙,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真还有点毛骨悚然。但开工没有回头箭,答应了的事,只有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前进去完成。

到达岗西山后李银通家,我从衣服补钉里取出“信件”交给四叔李文辉。四叔警惕地看看四周,确定没有另外人才问我:“路上碰到过陌生人没有?”

“没有。”我回答。

四叔放心地拆信看了内容,再向同亊介绍我:“这是我大哥的儿子、我的侄子,叫李庆祥,今年10岁。”

李银通和其他同亊们对我赞不绝口,这么小的年纪就敢于送信了。银通叔叔的母亲,银通婶婶都在场,他们将我当作客人招待,回家时,还叫一位大哥哥送我一程路。这是我第一次完成父亲交给我的送信任务。

有了第一次,我信心大增,此后无论白天黑夜送了无数次信,或者是书信,或者是口信,我都不负众望,保质保量完成,从未出过差错。

三、独自多次送信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在缙云一带,四叔李文辉和兄弟是出了名的“共匪头子”,成为缙云国民政府重点征剿对象,经常派警察和军队到稠门来抓捕李文辉、李文照。

这样一来,送信任务更重了,因为有我加入了送信队伍,父亲的负担总算减轻一些。此后,父亲交待我送信的次数也更频繁了,有送往稠门附近据点的信件,白天都交给我去完成。

与我同住一幢屋的李设坤,比我小一岁,我们自小就是最要好的小伙伴,又一起读书,他陪着我送信到半产自然村的次数特别多,现只能将印像最深刻的几次记下来。

一个星期日早上,父亲叫我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交给老胡(傅振军司令员)。我将信藏好后,背着砍柴工具和李设坤等几个伙伴一起出发,走到半产后,我把信交给老胡司令。他一看到就知道我是李文辉的侄子,收了信表扬了我们几句。一起在那里的还有武工队队长蔡根福也认识我,因为他是小章村人,曾经到过我家。

经常送信,与这些游击队员们都混熟了,那时他们还教我唱《国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给我讲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起来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等很多革命道理。我虽年纪小,也懂得了初浅的革命道理,送信时更有勇气警惕性。

一天,我和李设坤带着几块红薯,赶着牛上半产放牧,再到北山上面的大山里去砍柴。

傍晚,我们担着柴、赶着牛回家,当来到横路口时,夜幕降临了,远远看到从金蔡脚上来一批密密麻麻的人,仔细一看是背着枪的国民党连防队,我心想这么晚了到那儿去呢?

这时猛然想起,李汝芳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据点,或许是包剿他家去的。不容多想,我立刻甩掉肩上的柴担,把牛交代给设坤一起赶回家,就飞也似的往山上赶到泡杉树岙,碰到李汝芳大儿子李寿明,告所他“兵”来了,赶快躲避!然后立即避开大路悄悄地回到家里,这时天已完全黑了,祖母已等得心急如焚。

因为我的及时报信,据点里的人都很快避开了,这一次国民党连防队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着。

一次隆冬深夜的睡夢中,父亲叫醒我,让我起来送信,我一听到“送信”两字马上就新鲜了,立即起床,问父亲信要送到那里去?

父亲对我说:“我另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今夜帮助将一封紧急信件送到半产。信件我已交托给李森桂叔叔,因为森贵叔叔没送过信,接头人是不认识的,所以第一步由你同森桂叔叔两人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第二步由森贵叔叔同李汝芳一起送到鲤鱼孔村。”

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寒冷彻骨的黑夜,我和李森桂叔叔毫不犹豫提着灯笼出发。虽然灯笼里的烛光能发出微热,但在零下六七攝氏度的低温下无济于事,提灯笼的五个手指头都被冻得僵硬发麻,两只手在不断地轮换着,因为衣着单薄全身仍寒冷无比。

我们俩到半产李汝芳家门口,轻轻地敲门,等了许久也不开门。这时我轻轻地叫道:“巧奶大伯(李汝芳),我是庆祥,有急亊,请快开门。”因为他们有高度警惕性,在辨识我的声音,我们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才得以进门。进门后把送信任务交待请楚后,李汝芳与森桂叔叔接着提上灯笼继续送往鲤鱼孔。我就住在半产,天亮后回稠门。

1945年夏,我已经有十二三岁了,对革命道理也懂得多一点了。在武工队领导下,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在游击区范围内地富反坏、地痞流氓也不敢再猖狂了,乡长、保长成了掛幌子,乱收苛捐杂税有所收敛,共产党游击队在老区人民心中树立了威望,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四叔在稠门附近山村活动时,夜里也有时同老傅司令一起回家来看望祖父母,还对我们讲讲革命形势,同时也给我们布置一些任务。

在我老家,那时没有电台,通讯不便,消息传递缓慢,四叔要我们帮助想办法搜集国民党报纸,作些参考。于是我们在学校通过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搜集到有几份最新的报纸,还到金岭脚姑母家,请表兄弟潘志唐也帮助搜集了几份报纸,一起给住在岗西山后的四叔送去。

从金岭脚村去岗西山后的路我没有走过,由潘志唐陪我到黄泥坑,再从黄泥坑上去不远就是岗西山后,我俩把报纸交给四叔。四叔看后认为这些报纸很有参考价值,还表扬我们。银通婶婶总是一如既往热情招待待我们,再送我们走,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此后,我还亲历了祖父家三次大洗劫。

祖父一家都参加革命,自然得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特殊“关照”,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1948年、1949年有过三次彻底的大洗劫。在这三次大洗劫,第一次洗劫,我得以在外围,在经意不经意间为祖父母、父亲和游击队传递了有用的口信,避免了损失。

那是1947年,缙云县国民党政府为剿共,派遣连防队进驻稠门,目标是对准李文辉家。连防队长是双溪口乡前山村余金士,此人地痞流氓出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其深恶痛绝。游击队趁稠门做太平戏时,派出游击队长潜彪、队员呉德田干掉了连防队副队长,队长余金士被打伤。

连防队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当夜狼狈逃窜。但是县长心感恥辱难消,立即派县保警队回到稠门进行反扑。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地下老党员李育芹叔公通知我祖母:“兵来了!整个稠门主要路道都被国民党兵守着,所有人有进无出。”

我祖父那时刚出门去金岭脚村为李嘉宾叔公买屋瓦,家里剩下祖母和我两人,祖母担心祖父安危,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看一下,祖父会不会碰到兵。”

祖母一把将我拽回来说:“你还去接来吗?”我说我去通知祖父别回来,祖母才同意我出去。

送过多次信后,我有了警惕性。小心地走出前门,冷眼看见国民党兵朝着大门楼方向走进来,随即转身往回走,站在自家门口观察。看见李森桂婶婶门口正围着一班人在买陶土烧成的茶壶、锅盖、药罐子等,刚好挡住兵的视线,而我能看见兵的行动。我看到囸民党兵从阊门口进来,立即掉头回家告诉祖母兵来到了,快逃!

我拉着祖母的手快步走出后门,躲在李松金叔婆家里。我自己再站在后门街路,听着国民党兵进入阊门内见鸡就抓,进入我家就翻箱倒柜,还抓来了一大批人背着扁担和箩筐开仓抢粮食了,将我祖父辛勤劳动种起来的粮食统统抢光,连祖母养的猪也被他们杀了。

这时,我顾不得多看和多想,首先想到要去金岭脚村姑母家告诉祖父家里被抢的情况,让他躲避不要回稠门。

为了避开国民党岗哨,我从三村翻过西山岗通过上堂庵到大余去金岭脚村,见到祖父和姑母,没有眼泪只有痛恨,将我自已看到、听到的都告诉他们。

传递完信息,因担心祖母在家的安危,我立即返回稠门,首先找到祖母,告诉她祖父平安。

到了夜里,我再次前往金岭脚村,将祖母情况和在稠门见到的、听到的信息详详细细地告诉祖父和姑母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又从金岭脚去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向党组织汇报我祖父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抄家的经过,并请李银通转告我四叔。我立即回稠门,又将祖父的情况告诉祖母。这时还差点与最后撤退的国民党兵正面相遇,好在有惊无险。

这次如果不是我往来送出情报,可能祖父和四叔他们也有危险,党组织也没那么快知道祖父家遭劫的情况。

四、我给游击队送出的最后一次信。

那是1948年的冬天,父亲觉得交给我送信任务没有出过差错,远路程的信件也敢让我送了。

一次,父亲叫我把信送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离稠门村有三十余里的三溪乡厚仁村,顺便去看望当时到兰溪躲避国民党迫害回来住在平坑口村的祖父母,这是我渴望已久、巴不得的事。

我从稠门出发到平坑口再翻过屋后山就到厚仁了,把信交给四叔和老傅司令员后,四叔叫警卫员安排我的住宿和晚餐,还观看了他们大部队的操练。队员们有的拿大刀、有的持步枪、还有扛着几挺轻机关枪,真是雄壮威武,我羡慕极了。

我早就想参加游击队,几次见到四叔时又不敢提,这一次送信到厚仁遇到老傅司令员和四叔都在一起,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大胆地当面向老傅司令提出我要参加游击队的要求。老傅司令员看看我四叔,说要四叔批准才行。

四叔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你能干些什么?去捡子弹壳吗?你去只能增加部队负担,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

就这样,我想参加游击队的美梦再次落空了,只好乖乖地回家读书,直至1950年小学毕业。

我虽然没有参加游击队,但当兵梦一直萦绕在我心头,19547月,我从丽水初级师范毕业后参军,终于圆了当兵梦,续上了小时为游击队送信的情缘。



 
(来源: 文史委  作者: 李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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