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读社史】九三学社丽水市工业支社：一寸丹心为报国（5）

本期社史朗读内容为《九三学社史话》第四篇章：一寸丹心为报国——却道乍暖还寒时。

九三学社丽水市工业支社社员、丽水市农村水利水电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

5.却道乍暖还寒时

那段时间，许德珩的日子也不好过。

说起许德珩惹上的麻烦，主要有两件事：一是组织大发展，二是签发了毛主席在颐年堂座谈时提到的关于高校领导体制问题的讲话记录。这是他挨整的两宗大“罪”。

许德珩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社中央主席，可以说在推动组织发展方面最为着力。整风运动之始，《人民日报》报道：“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

据方亮的批判发言，1956年初，九三学社有社员1195人，到1957年夏，发展为6225人，增加了5倍多。在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比例中，确属最大，而作为九三学社主席的许德珩，责无旁贷。

至于签发毛主席讲话记录一事，祁龙威回忆说：

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储安平跑到社中央机关跟宣传部干部吴铁锋说，4月30日毛主席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民盟已经传达，九三怎么还不传达？储安平这么一讲，九三不能不传达了，当晚就开会传达。许老拿个小本本，说几句就看看记录，东一句西一句，不大连贯。衷俊通知我作记录，要我转天把许老的传达整理出来。我没有积极性，另外也不好整理。第二天，衷俊说，民盟已经整理好了，叫他们打印了一份，我借来给你参考参考。我就基本照着民盟整理的传达稿抄了一遍。吴铁锋让我在稿纸上誊写好，送到水产部，请许主席审阅。许老用毛笔一张一张地改，改了两遍，毛主席说的‘我建议撤销高校党委’那句话都没有动。然后许主席签发，传达到全社。下边有人得知毛主席要撤销高校党委，兴高采烈。后来追查，九三哪里来的这个文件？许多人因此被打为极右派。

1957年8月29日，新华社以《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受到批判》为题报道：“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8月3日、4日、7日、8日、11日分别举行十八、十九、二十次扩大会议，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院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会上很多同志指出：……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很多九三学社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给党、给人民、给九三学社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同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新华社长篇消息《九三学社要到哪里去？》，点名批判许德珩。反右斗争的激流把许德珩冲入了危险的漩涡。关键时刻，还是周恩来伸出援手，使得他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劫波。

1957年7月，五国渔业会议第二次会议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能否出席此次会议，作为水产部部长的许德珩，心中忐忑不安。许德珩找到周恩来，周总理让许德珩照常赴莫斯科开会，并安慰他说：“我们不会把你与章、罗一样看待，苏联的会你放心去开，国内有事，我替你解释。”

九三学社丽水市工业支社社员、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宣传群工部工作人员

许德珩归国后，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向周总理汇报了苏联之行。周总理批评许德珩说：“九三学社最初传达时，很多人都说没有民盟传达的好，不过瘾，最后将民盟的版本借来传达，九三让民盟篡夺了……”周总理还说：“楚生，我们是快四十年的老朋友了，在南开时，我们很钦佩你，后来也曾共同奋斗。希望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你在那次三十二人的会议上检讨得不深刻，只说看过稿子，改了几个字，不能服人。”能够听得出，周总理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许德珩委婉的保护。

吴铁锋则以未经孙承佩批阅、径自把传达记录稿件送许德珩签发，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1月，九三学社中央四届三次会议，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作出社内处分决定。薛愚、袁翰青、陆侃如、杨肇燫、周拾禄、高觉敷、陈明绍、储安平、洪涛、顾执中、漆文定、陈时伟等12人被撤销了社中央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资格以及相关职务。

除此，社员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还有楼邦彦、董渭川、孟昭英、谢家荣、雷海宗、程千帆、顾学颉、秦瓒、傅筑夫、启功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已于1952年因故退社的吴藻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了国务院参事职务。

据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报告统计，“半年多来，全社揪出了右派分子649人，占社员总数的10.4%。其中，中央委员13人，占中委的15.8%，分社委员75人，占分社委员总数的19.9%”。

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称“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要求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

面对沉重的政治压力，民主党派成员甚感困惑。从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当年的整风材料中可以看到，在社内整风中，社员对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表示不理解。他们说：“参加九三学社是为了紧跟共产党，为了追求进步，谁知原来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入社岂不是绕了弯子了？”也有社员非常懊悔地说：“如果知道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说什么也不加入！”一些社员不承认自己是资产积极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脑力劳动者，“靠技术吃饭，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什么还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社员提出：“民主党派内部出了大量右派分子，给党带来了麻烦，不如解散、取消算了。”有的社员甚至对九三学社的前途失去信心，要求退社。而更多的社员由于害怕因言获罪，从此不再公开讲话，以沉默自保。

天津社员的疑惑心里和消沉态度，可以说是当时民主党派成员思想状况的一个缩影。

1958年12月，九三学社第二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社章总纲》，把九三学社的性质修改为“一个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大会选举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许德珩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梁希、周培源、潘菽、茅以升、涂长望、严济慈当选为副主席，孙承佩任秘书长。会议决定，将社刊《九三社讯》更名为《红专》。

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拔“白旗”等极“左”做法，严重打击、伤害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加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度困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松弛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

这时，“双百”方针重又出现在报纸上，并且开始为“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在1961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1962年3月间，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毅还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会场里响起了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

广州会议，虽然没有公开报道，“小道消息”却不胫而走，牵动着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敏感的神经。

为了鼓励大家说话，营造宽松的政治氛围，那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在统战部的精心组织下，各民主党派还纷纷召开了颇具创意、别开生面的“神仙会”。

1960年7月25日至9月5日，九三学社召开五届三次扩大会议。期间大小会议计约750次，是九三学社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被称为“四十三天神仙会”。会议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和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鞭子的“三不”方针，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让出席会议的代表们，重新呼吸到了春天的气息。

北大中文系教授游国恩，有《百字令•神仙会毕，书以自励》纪之：“神仙大会，开过了屈指四十三日。结果如何？总算得一次空前收获。残暑微凉，和风细雨，谈笑开胸臆。宜人形势，者番能破能立。记得学习多方，摆中还有议，提高认识，感到心情舒畅后，妄念一时都息。下定决心，看谁能做到，红专第一。丹成九转，仍须不断努力。”

经过政策调整，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个相对宽松的“小阳春”。然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将这刚刚聚拢在人们心头的暖意，再次扫荡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