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读社史】九三学社缙云县基层委：一寸丹心为报国（1）

九三学社缙云县基层委社员、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文化科副科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无疑在九三学社社员的心灵深处引发了一场又一场革命，使他们彻底转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旧有的观念和立场，紧紧追随共产党，与全国劳动人民一起，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发挥专长，输诚献智，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然而，反右派斗争乃至十年浩劫，则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摧残与痛苦。尽管如此，九三学社社员不改报国初衷，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秉承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研究领域，攻坚克难，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彪炳千秋、名垂青史的贡献。

1.风雨兼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10月20日，毛主席在怀仁堂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讨论是否出兵援朝。会上，毛泽东做出决策：派志愿军赴朝作战。随即，九三学社举行座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侵略，坚决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紧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强化宣传攻势，接连不断地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主张，例如《拥护周外长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严正声明》，致电金日成和人民军、志愿军，庆贺光复汉城大捷，举行反美文化侵略座谈会，发表《为彻底粉碎美帝侵略阴谋而奋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应更进一步认识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的号召……

1951年6月3日，九三学社召集北京市社员举行集会，欢迎参加赴朝慰问团胜利归来的社员方亮、叶丁易、刘开荣、吴廷璆等人。听了赴朝见闻和志愿军英勇作战的感人事迹后，70多位社员当场捐款1800多万元（时币）。

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九三学社各级组织也都动员起来，发表声明，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踊跃捐款捐物，支持子女亲友参加志愿军。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会还先后通知各地方组织，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应当联系各地的具体任务，在拥护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清美帝文化侵略毒素等方面，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

1951年5月27日，九三学社举行欢送参加土地改革的社员大会。许德珩讲话，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通过土地改革这一关。

古人类学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得知全国政协与九三学社正在组建土改工作团的消息，立即放弃考古计划，申请加入土改工作队，担任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副团长。裴文中说，参加土改工作，不是去镀金，土改是革命。我们应该放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

严济慈、王淦昌、汤璪真、初大告、孙云铸等著名专家学者，则参加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一团，在四川古老的村落驻扎下来。

严济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早年留学法国，是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第二次赴法，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进行测试研究工作。1930年底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抗战期间，在云南大后方，对用于军事的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的研制和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严济慈对建设新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土改运动一开始，他就主动请缨，参加由胡愈之任团长的土改工作团川北分团，来到南充地区，住在农家，访贫问苦。正是那段艰苦难忘的经历，使严济慈与时任川北地委第一书记、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劳累了一天，汤璪真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信给毛泽东，细说土改工作中的见闻和体会。他的脑海里，时常浮现举行开国大典那一刻的情景：他臂戴总指挥袖章，率领北师大的师生队伍，意气风发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央领导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检阅……新中国的一切，都让这位数学家感到新鲜，备受鼓舞。回京后，汤璪真应《光明日报》和《九三社讯》之邀，发表了参加土改的感想，对“新中国既快步又稳步地前进”，不吝赞美之词，通篇洋溢着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

1951年9月12日，九三学社举行时事与土改工作报告会。孙承佩以《光明日报》特派朝鲜战地记者的亲历亲闻，报告了美帝国主义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初大告、孙云铸、汤璪真分别汇报了参加土改工作的体会。

不幸的是，汤璪真回京后不久，患急性胰脏炎，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4岁。毛泽东对汤璪真英年早逝深感悲痛，惜称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据1952年统计，九三学社全社约有34%的社员先后参加或参观了土改工作，写出心得体会，总结了思想收获。

1951年底，“三反”运动开始，九三学社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许德珩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全国人民在镇压反革命胜利的高潮后又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号召各地方组织和全体社员立刻行动起来，开展这一斗争。九三学社总社的“三反学习和坦白检举”，也随之展开。

先是，机关工作人员以壁报形式，对许德珩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评，主要批评他的家长作风、对干部职工态度粗暴、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等问题。接下来，秘书长黄国璋、北京分社主任理事薛愚、社中央常务理事孟宪章，也相继在社员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黄国璋则因“历史”问题，遭到“严厉地揭发批判”，并“作出请中央撤销其在社内担任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所谓“反动历史”，是指黄国璋曾在1940年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并任所长，后任国民政府设计局委员、区划设计组组长……此后，黄国璋的身影便从九三学社消失，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后来院系调整，黄国璋被调到陕西师范学院任教。

随着三年恢复时期结束，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时期，民主党派承担了参加政治协商、代表成员意见和利益、互相监督、思想改造（简称“参、代、监、改”）的政治任务。然而，对于民主党派成员来说，能够落到实处的，主要还是一个“改”字。

这时发生了一个事件，涉及的人物便是红学家俞平伯。1952—1954年，俞平伯将旧著《红楼梦辩》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批评。文章寄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未被刊用，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上发表。不料，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两个小人物”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主席的信，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各家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汹涌而来，把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发动思想”捆绑在一起，作为万炮齐发的靶标。顷刻间，学术争鸣，演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

俞平伯，这位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清末翰林、著名词学家俞陛云之子，尽管满脑子的词曲学问，但是他也热心政治。在北大读书时，他会扔下课本，跑进“五四”游行的队伍，攮臂呐喊；身为北大教授，屡次拍案而起，集会抗议独裁政府；建立新中国，他欢欣鼓舞，研读马列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然而，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自己一纸不起眼的学术文字，怎么竟与政治运动搅在了一起？

俞平伯

性情清高的俞平伯，面对陡然而起的政治围攻，内心甚为抵触。在作家协会对他连续开会批判之后，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九三学社也有许多社员要求召开批评会，让俞平伯进行深刻的检讨。

许德珩虽然比俞平伯大十岁，他与俞平伯却是北大同班同学。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牟小东，直到晚年还记得许德珩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过暴风骤雨，怕他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侥幸的是，这场批判，被随后涌来的一波更为强劲的浪潮——反胡风运动所吞没。俞平伯懵懵懂懂算是暂时闯过了这一关。

那时，从旧社会进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都是主动向工农靠拢，心甘情愿地接受思想改造，但是对于这样的政治批判（包括对待黄国璋），还是觉得有些变味儿或者过火……然而，他们岂知，比起日后更为猛烈的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不过是风也飘飘、雨也潇潇的“毛毛雨”，严酷的磨练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