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读社史】九三学社丽水市莲都区委员会：云涌巴渝（2）

九三学社成立会上，被推举为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许德珩，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以五四爱国运动的骁将而名扬海内。

许德珩满腔爱国热血，一身急公好义的正气，忧国而不忧身。那本《中国党派》提到许德珩，不很确切地说他“原为国民党党员，曾于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时代任教育厅长，对第三党之活动，颇多掩护。旋又脱离第三党，加入改组派。抗战前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后任参议员，于历届参政会中，均以发言激烈著称，对政府措施颇多抨击”。《文汇报》上一篇署名“劲云”的文章，称他是“最肯为老百姓讲话的参政员”。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许德珩怒不可遏，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声讨汪精卫案：《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及附逆诸汉奸归案法办》，征得许多参政员签名联署，并经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及附逆诸汉奸。

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很是令人失望。1944年，日寇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加强了对中国大陆的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军队竟然一触即溃，数月之间，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相继沦丧。有鉴于此，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倡议。倡议一出，立即得到许德珩与众多参政员的拥护响应。

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许德珩并不避讳他与中共代表的亲密往来。他在重庆的居处，与中共参政员的驻地上清寺相距不远。每逢参政会开会，许德珩常搭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的便车。许德珩说：“每次参政会开会，三人中总只有两位出席。我搭他们的汽车回到上清寺，他们回到50号周公馆，我则步行到枣子岚垭雅园。”

许德珩每次演讲，都是未曾开口，血液先已燃烧起来，说到激烈处，拍案疾呼，使闻者踊跃。由于许德珩持论公正，敢于直言，屡被选为驻会参政员。

从许德珩的作为不难看出，他的身上自有一股儒家所谓“士不可不弘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和担当。而这种风骨与价值观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影响、环境熏陶不无关系。

许德珩

许德珩，又名楚僧、楚生，1890年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市庐山区）。据说，许德珩有一位曾叔祖，在候补广西某县知县的时候，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军失败，许家逃到人迹罕至的沈家冲躲藏起来。追捕太平军的风头过去很久，他的父亲许鸿胪才敢出来应试。通过府试，许鸿胪补为廪生，被聘到浙江绍兴府当了一名文案。徐锡麟、秋瑾案发，许鸿胪因同情革命，被罢职，返回故里，执教于九江同文书院。

父亲带回的进步书刊，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秋瑾的诗文，使尚在乡塾背诵古文的许德珩眼界大开。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不久，便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剪掉辫子，丢掉书本，径直投到九江都督李烈钧麾下，担任秘书处秘书。让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革命青年兴奋的是，平生第一次在欢呼的人群中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而湖口讨袁之役失败，则让他尝到了封建复辟的苦果。为了逃避搜捕，许德珩从九江乘轮船顺流而下，来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英文系，重新踏上求学之路。由于学费昂贵，1915年秋，许德珩考入收费较为低廉的北京大学。由此，一条更为波澜跌宕的人生道路，在他的脚下展开。

两年之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风气为之一新。许德珩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师友之谊。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参与发起了学生救国会，创办并主编《国民》杂志，与邓中夏、黄日葵等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张国焘、俞平伯等同学，以及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也参加进来，宣传新思想，普及平民教育。

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前一天，许德珩受北大学生大会推举，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因为时已深夜，买不到白布，许德珩把仅有的一条赖以半铺半盖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写上标语，做成集会游行的小旗。5月4日上午，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下午，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当群情激愤的学生冲向赵家楼胡同，殴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后，许德珩等32名学生遭到逮捕，被关进肮脏拥挤、臭气熏天的牢房。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全国闻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而五四运动所揭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许德珩心目中，鲜艳无比，永不褪色，成为他一生为之呐喊、为之攀登的神圣高峰。

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许德珩与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蔡畅、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因蔡元培先生的关系，许德珩结识了来自湖南长沙的劳君展（劳启荣）女士。聪颖秀丽的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1925年，许德珩与劳君展女士喜结伉俪，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

许德珩与劳君展在巴黎合影

1927年2月，许德珩受到国内革命形势的鼓舞，先期一人回国，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东军阀发动政变，被列入黑名单的许德珩，逃离广州。应恽代英之邀，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

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德珩几经周折，偕回国的劳君展，来到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翻译。两年间，许德珩在大学讲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的学说，并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等著作。

1931年6月，应北师大和北京大学的聘请，许德珩与劳君展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北平，在两校任教。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德珩因为多次公开演讲，以“蛊动各校罢课风潮之共党首要”，被北平当局军警逮捕。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等人积极营救，始得释放。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许德珩辗转来到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返回原籍，参加抗战，担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许德珩以北方代表身份出任参政员。

1937年底，南京失陷，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一时间，机关学校、文化科研院所、社团商会，以及颠沛流离的民众，纷纷涌向西南腹地，趋避巴蜀。于是，两江夹峙的陪都重庆，骤然拥集了大批达官名流、知识分子和苦难黎民，使得弹丸之地山城，物资短缺，房屋紧张，物价飞涨。加之还要时常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人民的生活极端困窘。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许德珩在距离重庆50里的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觅得教职，讲授“社会学”课程。

1944年底，日寇占领桂林，进逼川、黔，独山失守，重庆震惊。一时间，投降空气笼罩山城。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让许德珩寝食难安。

此时，流寓重庆的一些文教科技界人士，也同许德珩一样，日夜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听消息，交换看法，倾吐胸中的郁闷。这样，对时政颇多抨击的参政员许德珩的家，自然成了一个聚谈的场所。